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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足球快报
哥伦比亚社会动荡:抗争不平等与加深不公
2021年美洲杯足球赛原定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联合主办,但5月21日传出消息,哥伦比亚将不再承办本届赛事。这一体育新闻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现实:哥伦比亚失去主办权不仅源于该国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还因为从4月底开始,与疫情几乎同步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正使整个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
自4月28日总统杜克宣布将推出财政改革方案、计划增税并削减政府开支以来,哥伦比亚民众的愤怒被迅速点燃。虽然杜克在5月3日宣布撤回原方案,承诺将起草一份基于“政治共识”的新草案,财政部长也因此辞职,但这些举措并未平息街头抗议。相反,由于杜克随后的强硬表态及警方在应对大规模示威时采取的暴力手段,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民众继续走上街头抗议示威。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发生在9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长,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此外,尽管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开始上升;对外还需应对因本国长期内部危机而涌入的大量委内瑞拉难民——据报告难民人数约180万。在这些挑战之上,全球新冠大流行更是雪上加霜: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去年已实施居家令,这对贫困家庭乃至普通民众的生计都构成巨大压力。疫情期间,该国累计确诊超过270万例,死亡人数逾7.5万。
推行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或许是哥伦比亚政府为了维持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但引发的抗议规模可能超出了当局预期。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中,全国出现大范围罢工,大量货车司机停工导致必需品运输受阻。政府方面则有意淡化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等主要城市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许多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已造成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当局多次强调抗议对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运送。
然而至今,哥伦比亚的抗议仍未停止。全国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了罢工之外,罢课学生也加入其中,并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对话。这些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他们呼吁当局提出更深入的改革计划,以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正是杜克在应对抗议时归咎的主要对象。另一个使抗议持续升温的原因是警方对示威者采取的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已公开呼吁杜克为警察暴力承担责任。
半岛新闻网援引观察人士观点指出,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剧。同时,疫情持续冲击社会与医疗系统,造成巨大损失。随着警察暴力在抗议中凸显,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将继续恶化。
除了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阶级分化。据《卫报》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森严的等级秩序,尤其在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族群被忽视的问题上表现明显。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对土著居民同样重要,因此部分土著人也加入了和平示威,但所谓“市民”与“土著”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在持续示威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封锁交通,并试图向一个富人区推进游行队伍,但在富人区附近遭遇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民众向示威者开枪。类似情形在当前的抗议运动中并不少见。随着当局将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以往活跃于乡村地区的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尤其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种族、政治利益和公共安全考量上常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指出,当局未能意识到如今很多抗议者其实是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将警察视为自己和国家的保护者,这反映出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偏差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乃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至今,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武装,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层。尽管土著人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着相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和有组织犯罪,但即使这些议题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当前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长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之外,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又拖延了当局应对新一轮疫情的进程。5月20日,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以防疫情输入。此前哥伦比亚曾重启边境与航运,但疫情恶化令巴拿马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临的疫情仍在爆发,而他们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份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来安抚民众和这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沙特阿美:石油衰退时期的逐利者
5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发表评论文章,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末代巨擘”,分析了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过程中继续获利,并努力使沙特成为石油衰退时代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空客公司去年9月发布的三款概念机谈起。新冠疫情给民用航空带来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促使空客启动了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目标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该公司宣传视频展示了三种氢动力飞机设计,其中一种采用翼身融合技术,可搭载200名乘客。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减少碳足迹带来希望,但“绿氢”(通过可持续能源电解水获得)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石油依然不可或缺。英国石油公司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到2030年将石油天然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则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获利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方案对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事实上这需要时间,因为许多地区缺乏石油替代品。”这段声明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供应全球十分之一的石油产量,并期望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相对浅层的石油储量,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运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剖析了沙特阿美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论调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得出结论:每桶沙特汽油从开采、处理到运输至炼油厂的过程仅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世界第二低。据此,该公司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可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乎其微: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指出:“沙特阿美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正面形象,并使其能宣称使用沙特石油的碳排放低于其他来源。”
通过依托“矮子里拔高个”的论述,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研究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与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认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末代巨擘’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玩火自焚。现在应关注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将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自私顽固的逐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一切后果。”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部分变得不适居住,尤其是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接着分析,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指出,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特别是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相较于工业化前),从当前到2040年,上市的主要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碳排放占全球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增至2.13亿桶,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高出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减产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该公司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抵消100万吨碳排放的行为。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还因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之一,能够引导国际对话朝向深刻转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方向。“理想情况下——但这需要极高的意识形态信念,以至于我像在做白日梦——产油国联盟可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有力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享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敬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透明度承诺。该公司上市说明书中吹嘘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多达50%,因其未计入许多炼油厂和石化工厂的排放。虽然承认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表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一批拒绝披露Scope 3排放量的上市大型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和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不直接关联产品制造,而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运输、使用、报废等阶段。)这些排放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4%。不过,海湾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才首次公布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据美国环保署称,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可能导致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指出,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异议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所有政府对公众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显示,尽管环保意识在提高,但“很大一部分”人口仍处于“无知”状态。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一半声称从未听说过“碳足迹”一词或不明确其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决策者无需为棘手辩论烦恼,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末代巨擘”决策所付出的人道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