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全球目光汇聚于足球盛事。然而，当前备受瞩目的现象是拉美国家几乎将世界杯转化为美洲杯的舞台。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负于其前殖民地智利，成为本届杯赛首支遭淘汰的球队。有网民调侃道：自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直至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它在拉美强势统治了四个多世纪；而此番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以优美文笔撰写了追忆足球魅力的《足球往事》，更因这位知名左翼斗士以犀利笔锋著成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该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这片大陆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自他们的富强；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酣畅的经典之作，已成为出版界的长期畅销书和拉美左翼的“圣典”。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在晚年有了新的思考。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在巴西利亚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流露出一些反思。他表示：“我曾想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政治经济学著作，但当时我缺乏足够的学识准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变，我也改变了很多。”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眩晕。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翼的笔调如今显得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多元性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的多样性。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20世纪末以来的东亚繁荣为加莱亚诺的旧有观念提供了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商品繁荣创造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守原初立场的沉重。事实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给予肯定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敏锐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显著的热情，并对过往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表现出相当的包容。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思潮纷呈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本国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正面观感。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与2010年对八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访问后指出，在“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利弊如何”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现，或许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行的”这一激昂宣言从坚定的感叹号转向了深思的问号。这些以往及现今更多强调外部威胁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么耐人寻味的选址！），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欠发达的问题。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发展差距的因素”，因其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被证伪。不过相比之下，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常被视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阻碍。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仰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为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作。”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潜规则写入了其宏篇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重视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欠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其制度设计只顾及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与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型制度”而非“包容型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例证。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欠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在达到发达水平后又重新滑落至欠发达状态。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过，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以及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欠发达转型”受到了某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民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从未消退。今年四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并非最后一个，也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经历了十年的增长期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局限于商品领域，而与技术进步、创新及效率提升无关，发展似乎只是在此绕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增长率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